如今常讲“跨界”“颠覆”，跨界是必须鼓励的，而颠覆则要慎重，要看颠覆的目标是传统模式还是传统企业。我们并不鼓励互联网企业“嫁”入各个领域后，颠覆掉大部分传统企业，变成“母系社会”；更不赞成“新瓶装旧酒”，利用监管灰色地带的特殊优势，颠覆掉原有企业
　　今年全国两会，“互联网+”行动是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。此前的上海两会上，关于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专题会场也是参与者众多。随着《上海市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实施意见》的颁布，21个专项将重点发力，预计会迎来一个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高潮。
　　“互联网+”是把互联网技术与适应于互联网的企业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“嫁接”到各行各业，促成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依托互联网等转型升级。随着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深入开展，需加深对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过程的认识，不断创造适合转型发展的行业运行模式，不断创新政府在新市场环境下的监管方式。
　　首先，在“互联网+”时代，不应再有“互联网行业”的概念。我们或许可以把那些从事互联网通讯、信息技术研发和设备制造的企业称为“互联网基础行业”，但是如今人们俗称的“互联网行业”里大都是从事互联网应用的企业，如BAT之类。淘宝、滴滴出行、携程、支付宝等虽然仍可以称为互联网企业，但它们显然不属于同一个行业，而是应该分属于零售、交通、旅游、金融和医疗等行业。“嫁出去的闺女，泼出去的水。”虽然它们依然具有互联网基因，但应该姓“夫家”的姓。
　　强调这一点，绝非文字游戏，而是强调那些进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互联网企业，必须要有新的归属感。一方面，必须深入了解所进入行业的特征、所从事业务的特点、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特色，而不要以为只要加上“互联网”标签就能点石成金，更不能以此让用户和合作伙伴产生错觉。另一方面，监管当局应该把这些“新媳妇”作为大家族的一分子予以支持和监管。比如，P2P网络贷款虽然走的是互联网渠道，可依然是借贷业务，而且有一段时间，许多P2P机构的运营模式与商业银行非常相似。金融监管当局如果及时跟进，理直气壮地进行监管，或许就不至于酿成今日之局面。
　　其次，互联网企业虽然“嫁”入传统行业，但毕竟“男女有别”。互联网企业大多采用轻资产、平台型的开放式商业模式。商业模式不同，监管方式就应该不同。这就要求监管当局针对互联网平台的特点，创新监管方式。
　　比如，传统出租车公司必须拥有出租车，并雇用出租车司机，但新型专车平台并不愿意这样做。作为第三方的开放式平台，用户对它而言，是客户，是资源，甚至是合作伙伴，却不再是雇员。因此，强制要求专车平台等新型互联网企业与用户之间签订劳动合同，恐怕是“削足适履”。
　　根据这些平台型企业的特征，监管当局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权利，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自设进入门槛，自己定义用户关系；另一方面应加强其责任，如强制要求更加透明地披露信息，要求发生纠纷时承担连带责任等。这些举措，能够加强互联网企业对大数据的社会化应用，促进行业转型升级。
　　最后，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重在互联网与传统企业的深度融合。如今常讲“跨界”“颠覆”，跨界是必须鼓励的，而颠覆则要慎重，要看颠覆的目标是传统模式还是传统企业。我们并不鼓励互联网企业“嫁”入各个领域后，颠覆掉大部分传统企业，变成“母系社会”；更不赞成一些互联网企业热衷于“新瓶装旧酒”，利用监管灰色地带的特殊优势，颠覆掉原有企业，而不在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上下功夫。
　　我们希望“新媳妇”带来新气象，发挥鲶鱼效应，带动整个行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运用先进技术，创新模式，转型升级。我们更希望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深度融合后，诞生和演化出更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，以实现行业的转型发展。（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）